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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還有兩大關

秦朔 原創 | 2020-01-07 15:04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經濟 

  “他去征程迢迢路多少里,他過五關斬六將是傳奇,頂天立地縱橫在歲月里。”歌中唱的,是忠義勇武的“武圣”關羽。

  中國的現代化也要過五關:溫飽,小康,全面小康,高收入,發達。

  第一關,經過上世紀80年代的努力基本實現;

  第二關,世紀之交基本實現;

  第三關,自2002年提出全面建設小康,2012年提出全面建成小康,今年即2020年,將會越過。

  接下來還有兩大關。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1世紀中葉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為便于進行國際比較,簡稱為高收入關和發達關。

  雄關漫道,從頭再越。

  1、

  中國能夠定定心心過五關,起于改革開放,但源頭可回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初。

  1953年,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關于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指出:“我國在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上還是落后的,貧窮的農業國,還是不能自己制造汽車、拖拉機、飛機,不能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機器,沒有現代國防工業的國家。”為此,“我們黨和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改變國家的這種經濟狀況,在經濟上由落后的貧窮的農業國家,變為富強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國家。……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可以促進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就可以建立和鞏固現代化的國防。”

  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

  1957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底至1960年春,他在杭州帶頭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

  1963年1月,周恩來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提出:“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大召開,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告:“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來說,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10年之后,1974年,在籌備四屆人大時,毛澤東委托鄧小平負責起草《政府工作報告》。1975年1月,周恩來宣讀報告時再次重申了第三屆人大時制定的計劃:“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

  從1953年到1974年,應該說,中國是有現代化目標的。我們今天的很多觀念,領導人那時都提出過。

  比如改革。1957年,周恩來在青島召開的民族工作座談會上說:“經濟改革是各民族必須走的路,走這條路才能工業化、現代化。工業化、現代化了,經濟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榮,各族人民才能幸福。”

  又如科技。周恩來直接領導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并提前于1962年基本完成,其后他又領導制訂了第二個科技發展長遠規劃,即1963-1972年科技發展十年規劃。他曾說,現在是原子、電子時代,技術水平提高很快,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沒有的。

  但歷史證明,行勝于言。重要的不是目標,而是目標能否被真正落實。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具體實踐中不斷被干擾,甚至被打斷。好不容易進步了,又被自己的退步吃掉了。這里的關鍵是對整個形勢的判斷出現了偏差。

  1956年9月舉行的中共八大本已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

  僅僅一年之后,1957年10月,八屆三中全會又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根本上改變了八大的方針,自此開始“階級斗爭為綱”,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撥亂反正,重歸現代化正途。

  2、

  在中國現代化篳路藍縷又屢遭挫折的這20多年,我們的近鄰、“二戰”戰敗國日本,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實現了現代化。

  根據歷史數據,按美元計算,上世紀50年代中期日本的人均GDP大致是中國的4到5倍,而到1978年,日本人均GDP為8822美元(同期美國為1.06萬美元),中國人均GDP只有385元人民幣,以當時高估的匯率計算為222美元,日本差不多是中國的40倍。現在又回到4倍左右。

  日本也非常重視宏觀上的國家計劃。1955年日本鳩山內閣制定了《經濟自立五年計劃》(1956-1960),強調科學技術對經濟自立的重要性;1957年岸信介內閣制定了《新長期經濟計劃》(1958-1962),在戰后第一次將教育國民納入經濟發展計劃;1960年池田內閣發布《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0-1970),提出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教育。

  雖然內閣不斷變遷,但這些計劃全都得到了很好的執行。日本在泡沫經濟結束后依然走在發達國家前列,一個重要原因是強大的科技實力,而這是從上世紀50年代奠基的。今天世界最主要的電子元器件和半導體產業關鍵材料大多是日本制造,生產半導體芯片的19種材料,日本有14種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供應。這種創造高價值的能力,有賴于長期的積累。

  當然,日本的現代化有些獨特優勢,比如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將日本作為補給基地,刺激了大量的需求。但幾年之后,日本就開始真正依賴投資和消費等內需,即所謂“神武景氣”(從1954年12月開始),當時日本經濟白皮書指出“已經不是戰后了”,以此宣布戰后復興階段的結束。50年代后半期,黑白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這“三種神器”得到普及。1958年日本又進入“巖戶景氣”,開放了國內市場,實行貿易自由化。日本名義GDP在1955年到1970年幾乎每5年就會翻一番。

  ……

  1979年12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說:“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1984年3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800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

  這位深刻了解中國和世界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設計了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藍圖: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鄧小平看得足夠遠又十分務實,并讓中國以開放融入世界。他不僅提出了現代化目標,而且建構了保證這個目標不動搖、不偏移的路線方針和相應的體制與觀念。

  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是對這位歷史偉人的告慰。

  3、

  三關已過,兩關待越,我們就站在這樣的新起點上。

  中國越過以往三關的主要動力,是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和信息化。改革開放前,在工業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包括國防工業),其余方面則乏善可陳。

  改革開放后,中國五力并進,勢不可擋。

  變化的關鍵還是思想觀念變了。讓人流動,城鎮化才能發生;讓市場配置資源,市場才能起作用;打開國門,信息流動,才能擁抱國際化。從本質上說,一個更加自由的,讓每個人釋放出更多創造力和積極性的中國,才可能是一個更加繁榮和強大的中國。

  未來30年這兩大關,經濟含義是什么?

  高收入關,就是要成為高收入經濟體,而且是比較普惠的高收入經濟體;

  發達關,即成為發達經濟體,在創新方面成為“頭腦國家”而不是“軀干國家”,在軟實力方面成為“溢出國家”,“遠者來近者悅”。

  中國2019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逼近全球平均水平(1.13萬美元,2018年),距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經濟體的最新門檻值(人均12375美元)也已經不遠。

  這里要強調一下,12375美元只是門檻值。在2015年世界銀行統計的215個經濟體中,高收入經濟體為80個,它們的人口占世界的15.59%(上億人口國家中只有美國和日本)。單就高收入經濟體計算,其人均國民收入(GNI)約為4.3萬美元,中位數約為3萬美元。

  如果只是達到高收入門檻,預計中國在2025年之前就可實現(給定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如果今后15年中國大致保持5%左右的增速,到2035年人均GDP為2.2萬美元左右,比現在翻一番多。屆時中國中等收入人口也將翻番達到8億以上。

  過了高收入關,中國的現代化將迎來最后的發達關。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口徑,目前的發達經濟體(Anvanced Economies)有39個。這些經濟體包括美國、加拿大、波多黎各;27個歐洲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臺灣、香港、澳門。

  大致可以這樣理解,高收入經濟體中有一半是發達經濟體。或者說,發達經濟體是更高水平的高收入經濟體,是“高中之高”,不僅人均GDP水平高,在人類發展指數、科技、教育、預期壽命等方面也表現良好。在世界銀行的高收入經濟體中,卡塔爾、阿聯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都有很高位置,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發達經濟體中,它們都沒有位置。

  純粹從經濟指標看,當中國的人均GDP在高收入經濟體中超過一半的經濟體時,自然會躋身發達經濟體。但事實上,由于中國體量巨大,規模的溢出效應明顯,那時的中國將成為有著巨大影響力和領導力特征的發達經濟體。

  中國過五關,確實是值得期待的一部史詩。

  4、

  中國要過兩大關,有潛力,有機會,但不會是坦途。

  在跨越前三關時,中國有很多“開個口子就會井噴”的紅利,如八九十年代的商品化、市場化紅利,入世后的全球化紅利,最近這十年的移動互聯網紅利,當然還有釋放了30余年的人口紅利。

  而目前,國際環境在變化,“5G+AIoT”的效應不像移動互聯網那么明顯,城鎮化紅利也處在平臺期,而老齡化、環保壓力(注:中國單位GDP的碳排放是日本的5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等約束則日益明顯。

  很多人都覺得,從投資到消費到出口到就業,都不是那么有力。

  一個典型事實是,這兩年無論外賣還是保險,業務增速已沒有以前那么快,但選擇當外賣騎手和保險推銷員的人數卻在不斷增長,人員增速超過業務增速,這表明不少行業都存在就業難,而餐飲是基本需要,保險是對抗不確定性的新基本需要,相對容易就業,但也預示了原有騎手和保險推銷員的收入蛋糕會被擠壓。

  另一個事實是,三四五線的下沉市場這幾年的確發展比較快,但主要體現為結構性的代替和升級,也就是很多品牌型、連鎖型的企業下去了,代替了原來小散、低質、低效的供給。下沉市場在洗牌,但整體消費能力并沒有很大提升,接下去能不能持續是一個新問題。比如一個奶茶品牌在中原一個縣城能夠開十幾家,但一家一天的營業額也就是2000塊錢。

  最近和很多學者、企業交流,我們都覺得中國的動力不該這么快就不足了,應該還有不少新動力。但現實是,挖掘新動力并不容易。多多少少有無力感。

  這需要引起我們更深入的思考。

  有的學者認為,這和中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有關。中國的東西、南北、沿海和內地差異大,導致發達城市已是世界高收入水平甚至發達水平,但很多欠發達地方還在脫貧。有的欠發達地方目前的經濟數據也存在虛報的水分。區域發展不平衡,底盤拖累大,導致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不夠,有一種拉不動的感覺。

  有的學者認為,這和中國的戶籍制度以及公共品供給的失衡有關。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民工家庭真正融入城市生活,2018年中國農民工有2.88億人,其中到鄉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工有1.73億人,外出農民工中進城農民工有1.35億人,中國還有數千萬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最少有一兩億農民工及其家人是應該在城市落戶的。他們不能市民化,弱化了消費預期,限制了中國內部的制成品需求。

  有的學者認為,全世界所有經濟體在高收入化的過程中,都會經歷產業結構調整,即農業人口在就業人口中占比下降,工業人口占比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也會下降,只有服務業不斷往上走。但一般來說,工業勞動生產率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低,于是問題就變成,如何才能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

  服務業可分兩類,一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服務業(如金融、酒店、商業),二是市場化程度較低的服務業(如教育、醫療、政府服務),中國的情況是,市場性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一直在不斷上升,非市場性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卻持續低迷。因此結論是,必須提高那些還沒有充分競爭、還沒有開放的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

  有的學者認為,是整個經濟社會出現了結構性問題,尤其是在全社會的利益分配方面。金融好賺錢、資本賺快錢、房地產賺大錢、實體賺辛苦錢、小企業賺小錢,這樣的局面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中國實業中不缺乏偉大的企業家,他們在其所處的細分市場中輾轉騰挪、兢兢業業,但辛苦勞作的收入可能還不如倒賣地皮或割韭菜所得。如此局面并非市場之過,而是需要反觀我們整體的制度環境。下階段改革運行體制的最重要發力點就是要觸及“體制性利益”,所謂“體制性利益”比過去講的“部門利益”更復雜。

  通觀以上觀點,我們看到,中國不是沒有前進動力,而是前進動力遇到了失衡阻力,沒有產生應有動能。

  當然,還有大方向的穩定性、確定性問題,這是最重要的安心工程,不再贅述。

  5、

  如果說多種失衡制約了中國應有的發展,當下最應做的是什么?

  是更多動用政府的手,進行財富再分配,損有余以補不足嗎?

  我的看法是,政府確應保根本,并逐步提高保障基準,但絕不能回到大包大攬、平均主義的老路上去。

  最近和一個“互聯網+”的創業者交流,他剛把總部從老家遷到了上海大虹橋,原因是在老家創業,政府很多承諾不兌現,而上海說到都能做到,一對一,幫助他們申請高新技術資質以減稅。中國很多地方的問題,是創業環境還不夠好,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改變水土和氣候,而是大搞平均主義,問題將更嚴重。“養懶”是最大的問題!我們遠遠沒有資格閑著,或夢想能夠躺贏。

  當下這方面的跡象已經出現,且對人心已經造成影響。我碰到的從個體戶、小微企業到名牌大學研究生,越來越多人羨慕體制內的生活,雖然也有很多付出,但旱澇保收,做到科級干部一年總收入也有10萬以上,而如果創業,這相當于一年要做100多萬元的生意,且保證凈利潤率有百分之十幾,還不能有拖欠款。其實是不容易的,且社會地位、解決教育醫療等問題的便利程度都遠遠不及體制內。現在越接近政府之手的單位、機構和企業,得到的補貼、采購和專項支持越多,不少民企重新以各種名目染紅自己(如掛靠等)。體制內身份重新獲得了溢價,而不像歷史上幾次“下海潮”時,在社會評價中被折價。我之前在江蘇某地級市調研時問過幾位公務員,如果你們年收入十幾萬,和體制外的人結婚,他們年收入多少你才覺得般配?答案基本在50萬以上。這就是很典型的溢價態度。

  如果更多人開始圖安穩,追求體制內賦予的安定感和溢價感,對創業和市場化經營產生風險厭惡,這真的值得警醒!但愿我的感受是片面的。

  我最后的結論是:中國具備新的發展機遇,要闖過高收入關和發達關,需要繼續奮斗,繼續鼓勵創業,鼓勵創新,鼓勵市場化、公平競爭的生產性活動;并從深層次上,系統地建設讓創業者、奮斗者、勞動者感到有奔頭、公平、值得的環境。而更多的體制化,很可能導致停滯不前的內卷化,這絕不是中國活力與遠大前程的出路所在。

個人簡介
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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